毕竟，根据伍爱华之前的说法，靖康之耻这种事情大家都觉得不是什么好事，只是不管怎么问，弹幕上透露的都是一星半点，没有具体的来龙去脉。

宋朝人的想法：可能是因为时机不到，所以之前大家提出来的问题都被淹没在了弹幕当中，才没有什么人回答，等到天幕说起宋朝的时候，自然会有很多人关注到这一点，肯定能知道更多？

而且大家也想听一听后人对于宋朝的评价。

不仅如此，想到现代人给女性指出来的和离路径，宋朝人不由也紧张了起来，不知道到时候又会被挖掘出来什么法律漏洞，到时候自己是利益受益方还是利益受损方也不一定。

别的人可能还在关心自己未来的利益，改革家们和忧国忧民的官员们的想法则是完全不同。

王安石想着，在天幕说古代税制的时候，不知道能不能把现代的税收制度详细的再说一遍？好让自己看看青苗法怎么能改进。

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的时候，最想知道的是现代的行政管理制度是怎么确保官员工作效率的同时解决冗官问题？

苏轼则是和苏辙讨论起了天幕的目的。

“这人在天幕上说这么多内容，看他的弹幕以及平时的说法，想来早就意识到我们是古人，那他说这些是想引起我们的社会动荡？还是真的认为他们的法制更加高级，认为我们需要向他们学习？”

说起这话，苏轼就觉得非常离谱，按照伍爱华的说法，这其实是生产力决定的事情，现在的法律已经是非常适合社会现状了，如果修改的话，难道不是更加的不合适社会实际？

不得不说，苏轼此时和司马光等人同频了。

但是他们的同频又有所不同，司马光等人是完全的保守派，并不认同法律的变革，但是苏轼等人本身并不抗拒变法，只是认为王安石步子迈的太大，怕他扯到蛋。

因此，苏轼并不是觉得法不可变，而是觉得伍爱华科普的这些事项并不适合此时的宋朝。

这是一件毫无疑问的事情，不说别的，就说工业和农业科学没有发展起来的情况下，怎么让农民脱离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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