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囚，其实就是一种上级对下级的司法复核，如果发现下级的错误，不管是事实错误还是适用法律错误，都要及时纠正，平反冤狱，”伍爱华说道：“这个制度的设立，决定了除非上下沆瀣一气，不然县令等官吏也没办法在地方随意收受贿赂作出偏向性审判，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司法公正。”

“另外值得一说的是，因为汉武帝独尊儒术，所以在这之后，汉朝司法也有用儒家经义判决的习惯，这种方式被称为‘春秋决狱’，是董仲舒提倡的。”

“春秋决狱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区分行为动机，所谓‘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

“这种动机判断，其实更多是为官者根据自己的价值观进行道德审判，是将司法过程儒家化，日常出现钻法律漏洞的案件，不想着修改完善法律规定，而是从主观判断，显示了人治在判案中的影响，这也是法治的退步。”伍爱华叹息道：“最起码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现存的春秋决狱的判例，都不能很强有力的说明‘志恶’。”

“春秋决狱其实有点像西方的陪审团制度，先进行集体表决，对方有罪没罪，有罪的再进行判决，”伍爱华解释：“这种制度依赖于主观判断，对于判决官员的水平要求极高，而且因为春秋时期还是用竹简，古人用最少的文字记录最多的意思，一句话就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只要想曲解，在儒家经义中总能找到答案，简直是打击政敌势力的不二法宝。”

“那时候有个说法，叫做‘酷吏舞文’，”伍爱华忍不住摇头：“咱就是说，有没有可能，表面上的酷吏，是曲解儒家经义各种杀人抓人的官吏，实际上的酷吏，是不遵循法治非要推行什么春秋决狱的以董仲舒为首的儒生？”

第64章

从法制史人的角度来说，普遍都认为春秋决狱算不上什么法治的进步，甚至说是退步也不算毫无依据。

但是扪心自问，作为一个封建王朝的皇帝，是事事都根据律法判决的官吏更得圣心，还是事事都根据皇帝的想法找依据判决的官吏更得圣心？

这问题的答案几乎不需要犹豫。

任何一个人，面对其他人拍马屁的话语和行为，面对一个时时刻刻想着怎么哄自己开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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