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梁日报》就像是一个低调而隐忍的人，却毫无征兆地便孤注一掷，将积攒了多年的影响力，全部用在了“交子”一事上。

一直在背后默默经营这份报纸的人，是否早早就想到了会有这一天呢？

赵顼叹了一口气，放下报纸，抬眼望着站在御案对面的宰相王安石。

——这回不止是御史台，连在洛阳潜心修史的司马光都从洛阳专门递了奏章入朝，为《汴梁日报》说话，说这份报纸上刊载的“交子”一文，写得深入浅出，对开启民智大有裨益。

司马光也对年轻的天子强调了，本朝从未有过因言获罪之事，更何况，对报纸刊物这一类的新生事物，本朝从未有过法条规定，什么可以刊载，什么不能刊载。如今封禁《汴梁日报》便算是不教而诛，令人难以信服。

想到这里，赵顼温和开口，问王安石：“相公，为何此次交子务发行交子时，不肯对百姓承诺，交子也能够用来缴纳税赋呢？”

王安石得王雱提点，早有腹案，当即答道：“交子有印制成本，且每三年就必须换上一‘界’。如是百姓借以交子缴纳赋税，便相当于是由国家担负此成本。”

赵顼顿时一声笑：“相公多虑了。各地铸钱监采铜铸钱，也一样有铸钱的成本。发行交子，哪怕是换界时由国库以赋税形式收回来，成本也无论如何要小于铸钱。又何必与百姓斤斤计较这点成本呢？”

王安石诺诺地应着，心想天子这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朝廷推行新法，不就是在锱铢必较地位国敛财吗？

但这位国之宰相清楚吕惠卿的私心——

发行纸币，是“敛财”的一大利器。吕惠卿为了让新法能够快速在天子面前彰显成效，明显想要在短期内就在“官交子”之事上大做文章，自然不愿通过赋税回收交子，令此法的效果打上折扣。

而明远也事先说得清楚：发行纸币也有风险，如果滥发，很可能就将纸币这项工具给“玩坏了”。

货币贬值，市面物价腾贵——这些还是小事。

一旦民心不稳，那么新党上台之后几年内刚刚建立起的稳定局面便将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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